北戴河列车上的会面

1986年8月15日，北京开往北戴河的列车上，领导人接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丁肇中，随行还有一位搞高科技产业的香港商人，刘永龄。往常，这种政治家、科学家和商人三者齐聚的场合很是少见。一般来说，领导人要么接见声望隆重的科学家，要么接见富有的香港商人，他们广泛涉足地产、船舶、金融等重资产行业，像今天这样聚焦高科技产业的港商，却是凤毛麟角。

在年过七旬的领导人面前，五十出头的刘永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壮派，他心里多少有点没底，但是一开口，就碰到了“禁区”：

国营企业太多，中国能不能搞一些私营企业？

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那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民间经济已可以雇人，但雇八人以上都是一个敏感的红线，私营经济更不必说。刘永龄保持了一个干练工程师的脾性，说话直来直去，他也想不到用什么方法，好让问题的棱角没那么鲜明。这个问题一出口，奔腾的火车立马感觉到了异样，砰砰砰的声音也好像突然降了下来。领导人听了刘永龄的问题，点头笑道：

你认为发展私营经济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抛来的问题仿佛发令枪响，刘永龄字斟句酌，说到：

尽快发展私营企业、上市公司，只要少数股份就能控制全局。我主张中国采取这个办法，用大家的钱，把小企业卖出去，大企业上市。我们的国家经济身患重病，现在的办法是唯有靠国家贷款，大力支持私营经济。香港的工厂，80％是20人以下的小厂，现在的大厂都是小厂发展起来的。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对内开放，也就是鼓励发展私营经济。

国家贷款支持私营经济，小厂万马奔腾发展到大厂集中生产，国企改革大小分流并做资本化。刘永龄一番话，大大超前于大陆的改革进程。他的五句话字字珠玑，句句精准“踩雷”，领导人想的出神，对着眼前这个勇敢的实业家说：

我们经营方面是做得不行，要想办法。

亿利达崛起

在香港商人中，刘永龄是个异类，他出身于四川刘氏，家世显赫。曾祖在中法战争镇海之役中立下功勋，被擢为四川总督。祖父在民国上海金融界享有声誉，退休后沉迷于金石甲骨，他在上海静安新闸路的老宅小校经阁，珍藏了上万种古籍、青铜器和甲骨文。刘永龄在祖父的文物海洋中度过了幼年，但到了成年，家族的荣光早已雨打风吹去。

1973年，刘永龄到了香港，出了火车站，赤手空拳，不知道住在哪里。那时，他年已四十，是一个老练的工程师，却只能给别人打工。不过，他确实来对了时间和地点。

70年代的香港，正值电子代工业的高潮。没过几年，刘永龄积攒了些资源，当起老板，创建了一个叫亿利达（注释，亿利达，英文名为Elite，即精英之意）的公司。一开始，亿利达只有一个工厂，不过几十人，刘永龄才智非凡，抓住办公设备的市场机遇，到八十年代，亿利达已经建了几十家工厂，产品出口全球。

香港的地租和人力成本节节攀升，亿利达早在深圳设厂，属于来料加工性质，刘永龄仍不满足，想搞一个更大规模的工厂，跑去问深圳市政府，却发现大块地皮既不能租也不能买。

踌躇之际，借助于科学家好友的帮助，刘永龄出现在了一个说话或许更有分量的场合：北京通往北戴河的领导人专列。每年夏天，国家领导人都会到这个北方为数不多的海滨避暑胜地讨论改革进展，在火车这样的非正式场合，无疑更适合探讨一些颇为“大胆”的话题。

北戴河专列谈话，让刘永龄意识到科学家朋友支持的重要性。丁肇中、杨振宁、陈省身、吴健雄...改革开放后，这些科学家成为大陆科教兴国战略的象征性人物，在政治上备受推崇。刘永龄积极维持着与他们的密切关系，以他们的名字捐助奖学金和阅览室，大陆高校的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港中文的杨振宁阅览室，台湾地区的丁肇中奖学金。除此之外，刘永龄还以公司名称命名捐助各类理工项目，上海交大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香港理工学院的亿利达电脑实验室。刘永龄收获了科学家的信任，在奖项人才的选拔和评定上，当然也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

与科学家交游相得益彰，刘永龄在商业版图上的扩张更加引人瞩目。1986年，中英谈判数年，不少香港的本地精英丧失信心，纷纷抛股卖楼，资产价格下跌，刘永龄冲进去，招兵买马，买楼扩产。

别人的天灾，成了他的天时。香港这边晦暗不明，大陆形势的好转快于预期，1987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府对港商放开购地政策，亿利达当即在蛇口拍下一块地，建起十万平方的工厂。亿利达在香港与深圳两地来回加注，分工的优势越发显著，而要发挥这种优势，只缺人和了。

大陆工程师

在研发上，亿利达需要大量优秀的工程师。香港的职员数量飞速增长，开支很大，人均月薪，没有两三万港币是下不来的。如果完全在香港组建研发队伍满足扩张需求，实在是过于昂贵了。

但是，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人群：

大陆最顶尖高校的理工科人才。

这是一项极具性价比的投资：给一个大陆的工程师每月开出四五千人民币的工资，已较港人打了对折的对折，但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仍是很好的选择。他们精力充沛，一周上六七天班也没有丝毫怨言，只需经香港的老手培训一二，便能触类旁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作为国家干部被分配到国营企业，或留在学校任教，他能拿到的，顶多是一个月100多块钱的工资加奖金。

亿利达当然不需要证明工资福利的优越性。但是，要从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手中抢应届生的分配指标，少不了要与高校的领导层勉力商谈。

这时，刘永龄在大陆的布局发挥了作用。科学家成了全中国青少年群体的偶像，亿利达与这一群体紧密绑定，使大陆的理工科人才对一家香港的私营公司产生了天然的好感，这在之前的三十年不可想象。亿利达在大陆高校认真操办各类奖项，其中，最为别具一格的，莫过于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

这个奖项的设立，来源于物理学家杨振宁与中科院院长的一次谈话。1984年底，两人谈及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一致认为经济起飞将需要大量的动手能力强的人才，应试教育体制明显不利于培养这类人才，最好能发掘善于发明的小天才并给他们上大学的保障。不久，刘永龄听闻此事，深有同感，亿利达早在美国设立了青少年发明奖，前十名里通常有一半是华裔中小学生，大陆英才更多，更应当悉心选拔培养。于是，刘永龄在上海也设立了一个同名奖项。待“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以下简称发明奖）在上海打磨完毕，1988年，他又迅速将其推广至浙江大学。评定结果出来，刘永龄亲赴杭州，和杨振宁一起站在台上，给那些获奖的中小学生颁奖。

亿利达在浙大的活动，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发明奖虽然是颁给中小学生，但由校长牵头组织教授们参与评审，亿利达的研发工作，今后自然可借力浙大老师的头脑。颁奖典礼时，杨振宁来了，他在浙大的学生粉丝纷纷出动，跟着诺贝尔物理学家的名声，亿利达的名气在校内更加响亮，优秀的理工科人才纷纷来到深圳报道。

随着发明奖由上海复制到浙江，亿利达在长三角高校露面很多，效果很好。很快，深圳的亿利达分部，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数百位知名高校的理工科人才。刘永龄筹谋已久的梦想，终于有了加速前行的燃料。

中国松下

刘永龄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建造一个“中国的松下”。在他看来：

索尼公司搞了许多发明创造，而松下很少有所发明，却搞了许多小改小革。但松下使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不断改进，日新月异，而价格几十年来基本停留在原有水平上，这样就大大地占有了市场，使松下资本大大地增值，远远超过索尼。

刘永龄认为，松下模式的关键，在于把已有的科学技术和发明成果，迅速转向机器大生产并投入市场。松下并不是原创的发明者，而是技术转变为产品的中介者和开拓者。他认为，中国有的是人才，每年的科技成果也不少，但科研与市场之间隔了千山万水，需要一力打通。

要建造一个“中国松下”，刘永龄的办法，是把蛇口的亿利达工业大厦，变成全中国智力最密集的据点。在1989年的蛇口工厂开幕式上，刘永龄一口气邀请了五所最顶级高校的校长，与他们签订校企合作合同，一起搞开发。1993年，亿利达成立合肥计算机研究所，一面使其负责先期的软硬件理论设计，另一面又派遣众多中科大毕业的高学历人才来深圳工作，两支队伍都由资深的港人领导。

由此，亿利达在大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工链条。合肥专注理论设计，深圳研发中心的大批工程师打造出原型机，交给蛇口工厂量产，在收到国际客户的售后需求后，再定制功能和软件，而这项耗时耗力的工作，国外大公司大多是不愿做的。

这只是刘永龄商业版图的冰山一角。商业机器主要市场对外，需求信息变化很快，亿利达在欧洲另设公司，专门从展会收集商业情报，国际大公司的各类新品动态得以快速传到国内。深圳接收到国际市场需求，完成样机定型，之后便是同样关键的生产环节。港人经营出口贸易多时，对于以ISO为代表的国际质量管理标准运用自如，亿利达从香港派来管理层，对大陆的中层干部加以系统培训，尤其强调公司的质量目标“就是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与服务”，要争取做到“零缺陷”或“百分之百的正常”。

欧洲、香港与大陆三地联动，刘永龄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了商业机器版的“中国松下”，大陆人才强大的快速研发与工程落地能力，第一次在高科技产品系统释放。亿利达的一个商业机器部门，有近三十个研发人员，总览三个门类、数百款机型的研发工作，产品出口至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月最高产指超过3000万，归口到每个研发身上一年大几百万。大陆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刚到亿利达报道没几个月，便设计出成功的收款机和芯片控制的打字机，紧追国际市场潮流，在德国的展会上一炮打响，每个月出货两万台。

深圳的亿利达分部，成为大陆理工科人才的梦想之地。在这里，他们能够得到当时中国最好的技术产业的系统训练，能够快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工程师，能够得到高出内地数十倍的优厚薪水。

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在多数人的视野之内。就在亿利达隆重举办发明奖颁奖仪式的浙大，三分部因为离主校区路程过远，宣传海报都很少光顾，很多学生也就不知道这个活动。

偏不凑巧，三分部正是亿利达所需的电子专业人才的聚集地。

世外桃源里的大学生活

浙大三分部，是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以下简称信电系）的主阵地，占据着西湖边缘的一个独特角落。校址旁边是六和塔，相传埋着宋朝的两位好汉——武松和鲁达。三分部的前身之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由美国人创建，杭州传教士司徒雷登的弟弟曾任校长。受美国传教士的影响，三分部建筑自带一种美式教堂的别致风味。抗日战争时期，之江大学校门对面的公铁两用钱塘江大桥在茅以升建好几个月后因抗日又迅速炸毁，1948年复建。建国后，之江大学被分拆至杭州各高校，本校校址成为远离浙大主要校区的三分部。

浙大三分部校门外合影，后面是钱塘江大桥

在杭州的闹市里，三分部就像与世孤绝的世外桃源。信电系学生身处其间，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不甚了然，一天到晚只是在校园内活动，形成一个紧密的团体。信电系一届一百多人，全系不过六百人，大多为男生，学的是无线电和半导体。六百亩的场地，各类文体设施不过一百亩，平日里数得上的活动，除了各类球类运动，也就是周末晚上一群男生坐在地上看电影，一来二去，这几百人极为熟悉。

因所处位置太偏，缺乏城市生活的经验，信电系的男生被浙大本部学生看成是“憨”的代名词，正如城里人看乡下人。

的确，信电系学生平日里最大的乐趣，正是各类乡土味十足的活动。1988年，亿利达在浙大举行盛大颁奖典礼的时候，渝西青年贺向阳与他的好友程卫华（注释：现为长江存储CTO），陶醉在大一新生的快乐时光——后山抓野味。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寻宝活动，毕竟学校几百亩的山林上，不时会跳出蛇虫和蛤蟆。

程卫华是金华人，胆子明显要大一些，他叫上贺向阳往校门外走。两人赤脚在江里抓几个螃蟹，回到校内再揪几只蛤蟆，在教工楼走廊放好一个几块钱的电炉插上电，就着螃蟹烤蛤蟆，大快朵颐。当然，吃的东西也不全然是土里和水里的。有时程卫华的母亲来杭州看他，带来红酒和茶叶蛋，两人坐在学校后门的围墙上喝酒吃蛋，好不开心。

浙大信电系1987级合影，右一为程卫华，右二为贺向阳

升入高年级，信电系学生才开始接触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学校开运动会，贺向阳与程卫华轮流蹬着三轮车跑了十公里，到一家叫做哇哈哈的批发店取饮料，这个私人办的经营点明显要实惠一些，尽管在杭州城中并不多见。到了大四参观华晶，当时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工厂，信电系学生的足迹终于拓展到了无锡。

无锡华晶彼时如日中天，是铁饭碗中的金饭碗。程卫华因家在浙江，十分中意华晶，但毕业分配名额有限，信电系老师为学生出路着急，找到一位无锡的同学。这位同学的父亲清华大学毕业后在部委工作数年，后奉命调到华晶，负责工厂的动力总成。见浙大学生优秀，华晶破格开放三个名额，程卫华终于如愿以偿。

国营工厂体制

像程卫华这样出路好的只是少数。信电系学生大多去向国营无线电工厂，半导体工厂寥寥。受外贸影响，中国的半导体工业正受外国产品的巨大冲击，国营工厂在经历了短暂的复苏后迅速凋零，只剩下一些做整机的无线电工厂，尚能维持生存。贺向阳本来渝西人士，毕业时按国家政策分配到重庆的716厂。

这是一个民国初期便已存在的老厂，解放的时候被军队接管，靠着军队下达的微波通讯设备需求，三十年来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电子业因军改遭大幅砍单，作为中央的重点整机厂，716厂又抓住了全国发展电视机工业的热潮，推出“金鹊”牌电视，颇为景气。

事实就是这样：1992年前毕业的大学生，或者说八九十年代的青年才俊，很少有人能够在一开始全然投身于亿利达这样的香港私营公司，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无法逃脱原有体系的重力吸引，如果是在浙大信电系，考虑到孤绝的学校环境，那种可能性更小。这也就意味着，1992年前的浙大信电系，是一个受国营工厂体制浸润的集体。

贺向阳所在的716厂，正经历着国营工厂的最后荣光。

716厂，是重庆国营工业企业的扛把子。在政治级别上，716厂的厂长与重庆市长同一级别，一个工厂，有两百多号县团级（相当于处级）以上干部，这个数量几乎相当于一个地级市行政官员的总量。一次，重庆市沙坪坝区委要召开一个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县团级干部参加，政府的会议室竟然容纳不下716厂的所有干部，最后，这个会不得不改在了厂内大礼堂。

作为一个行政级别很高的中央直管企业，716厂自成体系，分工严密。要当普通工人，初中生需读三年厂内技校方能上岗，高中生也需读两年。经过技校体系的培训，一个打螺钉的工人，一个电阻的检验员，一做十几二十年，因而对本职工作极为熟练，长期实践积淀下系统的工作文件。

正值八十年代初，716厂从日本引进了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自然而然地引入了日本的质量管理体系。朝鲜战争时期，戴明博士来日宣讲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大受欢迎，被日商尊为教条。戴明博士主张，工厂里的每一个员工，对于产品的最终质量都有影响。产品的质量检查，应该可以追溯至产品的每一个批次、工艺和原材料，并且可以立刻纠正。简而言之，质量管理工作应该追求全员参与、可追溯，以形成闭环。随着日本电子产品行销全球，中日经济合作渐趋紧密，这套方法随着日本生产线的引进流入了国营企业。

获得日本进修学习机会的，正是贺向阳的领导——716厂主管业务的质监处副处长汤文国。他参加了1977年冬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就读于川大半导体专业。在716厂先前成型的军工质量体系上，汤文国逐渐做本地化的改良和提高。待贺向阳到厂报道，716厂的质量管理制度，已摆脱原有的僵化，颇具日系厂商弹性实用的特质。

焦躁的1992

1991年，浙大高材生贺向阳一进716厂，自动获得高于一般工人的技术员的头衔。但毕竟是新兵蛋子，做高低温试验，学质量检验，都得向老工人虚心请教，在小组和部门例会上耐心做笔记。

此时，赴日学习高峰已过，国营工厂的储备干部，只能在1980年代改革的浅滩里扑腾。

1992年3月，716厂的金鹊牌电视机在银川市场发生多起烧毁电路板故障，质监处派贺向阳调查。在银川蹲点了一个月，贺向阳每日与两位售后服务人员同吃同住，拆解完去电领导报告分析结果。

贺向阳在宁夏，左一为贺向阳

工作之余，贺向阳行走在银川路宽人稀的街面，看到国营商场格外高耸，突然听见耳边传来小时候听过的《红太阳》，那声音连绵不绝，包围了人的听觉，一度让他以为回到七十年代。但听的愈久，贺向阳反而越是想起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国营工厂是挺好，但是他心里的冲动也越发实在。

回去重庆，贺向阳感到异样。716厂窃窃私语，似有倦怠，一找人打听，原来没争取到摩托罗拉的合作。电视机市场竞争白热化，整合加剧，金鹊表现平平，若是抱定了摩托罗拉这个大腿，自然是一飞冲天。可重庆市的招商引资，由市委主导，对于和自己平级的716厂，平时打个照面都嫌厌烦，摩托罗拉来渝考察，政府的人只引着外宾看市属的小厂，却独独不来716这个曾经的军工大厂，最后鸡飞蛋打，摩托罗拉直接跑到了天津。一时间，厂里流言四起，说厂长寒了心，不想在重庆待了，要跑深圳了，众人没了主心骨，不知道怎么办。

中央直属国有企业与所在地方政府的尴尬关系，成为中国年轻理工科人才上升的一大阻碍。贺向阳遇到的问题并非个例，他在信电系的师兄段永平，早在1980年代初分配到774厂，该厂由苏联援建而成，一度与首钢并列为北京市的两大支柱工厂，在六十年代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但到了八十年代初，军品订单江河日下，774厂也无法获得市政府的支持，一时之间陷入困境，厂里的聪明头脑只是抱怨，终日无所事事，段永平深感不满，不出三年就决定读研深造，继而南下。

贺向阳也想南下，但缺乏一个足够说服自己的理由。直到信电系开始流传一个消息：一个同学毕业才五六个月，就在中山一家大型电子工厂，被提拔为总经理助理兼生产部长！贺向阳听到这个消息，就像金鹊牌电视机被雷电击穿了一样，管他什么离职手续不手续的！什么国家干部不干部的！什么档案不档案的！

南下！

装电视

1993年3月3日，贺向阳到了广州。在姑妈家安顿几日，熟悉了一些广式口味，贺向阳跑到中山，来到小霸王公司门口，跟门卫说找总经理助理——陈明永。

陈明永在步步高

陈明永简历

在门外等的时候，贺向阳回忆起两年未见的老同学。陈明永是川北人，1987年与贺向阳一同进入浙大信电系，不过陈明永念的是电子物理，贺向阳是微电子。两人军训时被分到一个连队，陈明永练战术，贺向阳练射击。军训结束后，信电系专业很多基础课程重合，两人上课经常打照面，一来二去，知道是老乡，更加亲切。但认识没多久，陈明永心肌炎病发，休学一年，来年上课，他成了贺向阳的“师弟”。尽管如此，陈明永与上届同学联系密切，87级微电子班中有位同学与他形神皆似，平日里打完升级练完篮球，陈明永常去微电子宿舍串门，碰上众人下下围棋，难免不驻足观战。

1992年，陈明永大学毕业时，南巡已有半年，他被分配在成都红光电子管厂（773厂），那时人人南下，没人能坐的住。机缘巧合，信电系的高年级师兄段永平向学校老师要人，地处偏狭之地的陈明永，或许就这样成了老师的“重点关怀对象”。考虑到段永平在774厂，陈明永在773厂，两人分处两个连着号的电子工业部直属国营工厂，估计很能体会那种缓慢煎熬的情绪，总之，陈明永在成都待了没几天便到中山小霸王报道。来了工厂，段师兄没有任何优待，只是让他先上生产线打钉。打了一阵时间，陈明永成了“打钉冠军”，段永平火速提拔，不到半年，陈明永已是总经理助理，主管生产部。段永平有次见他字迹不佳，要求把字练好，不日，陈明永书法有成。

段永平视察工厂

段永平简历

正思索间，贺向阳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只见，陈明永袖子往上卷，略有汗迹，说到，马上要上学习机了，有点忙，刚才在帮工人打包产品。得知贺向阳从716厂裸辞南下，陈明永二话没说，驮出一辆自行车：

走，上车！

贺向阳坐在后座上，吹着凉风，想起自己还不会骑自行车。广东的生活果然是不一样，这里的年轻人，人人都会骑车，好不气派。陈明永把他带到一家澳门商人开的卫星电视安装公司。贺向阳想，不妨在中山先安定下来学骑车，便接过这个机会。

陈明永视察工厂

卫星电视安装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计。给电视接天线、调试解码，给港台商人旅居酒店匹配相应的硬件，算是比较复杂的工作。在酒店楼顶安装大大的接收信号的锅，费些力气，有时风一刮，还站不稳。不过，这些都没什么好抱怨的。贺向阳最开心的是，一个校友离开中山时把自行车送给他，车技因此一天天好转，撞人次数没那么多了。

贺向阳安装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的时候，广东的电视工业在全国竞争中崭露头角。康佳、TCL和创维，这三个显眼的市场参与者均由华南理工无线电系的毕业生创建。原来，华南理工地处广州，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地，得天独厚般分布在广东的重要机关和国营企业，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无线电系“三杰”受市场经济浸润，与香港商人接触频繁，学会使用更有效的手段参与全国的电视大战，并在90年代末几乎垄断中国的彩电市场。

浙大信电系暂时还比不上华工无线电，但年长师兄渐次南下，也逐渐形成小气候。贺向阳从716厂离职两个月，老领导汤文国记挂不下，给他拍来电报（注释：实际电报无标点符号）：

电报原件

工厂已批准你辞职，速回厂办理手续，并有一事相告。

回电 汤文国

原来，贺向阳南下匆忙，没拿到辞职手续就走了。回到重庆，汤文国交给他一份辞职文件——《关于同意贺向阳同志自愿辞去公职的通知》：

辞职文件原件

贺向阳，男，现年23岁，四川重庆人，住本厂单身宿舍和睦村6幢23号。

该同志于九一年七月由浙江大学毕业分配进厂，现为质量监督处助理工程师。

根据本人申请辞去公职的要求，经厂长一九九三年五月八日批准，同意贺向阳同志辞去公职，并参照川劳人发［1987]03号文件有关规定，一次性发给本人生活补助费——一个月半的标准工资，今后不得要求复工复职。

国营重庆无线电厂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三日

拿到一百来块生活补助费，贺向阳请质监处的同事吃了顿饭。席上，汤文国说到，一家港资工厂——东莞中渝电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原是716厂的质监处处长，他1977年就读于浙大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将于5月底到重庆，物色一位品质部部长。贺向阳与他同为浙大毕业，也是分配在716厂质监处，当然十分合适。

换工作

国营军工企业训练的质量管理技能，在蓬勃的广东电子制造业中是一种稀缺品。浙大师兄所在的企业，为重庆商人张松桥所有。八十年代，他把香港的电子表芯倒卖到内地，成了一位富翁。九十年代，随着经营重心转向香港，张松桥把东莞电子工厂的经营权，全权委托给从716厂物色的熟稔工厂质量管理手段的经理人，也就是那位浙大师兄。

贺向阳94年工作于东莞（清溪）中渝电子厂，先后担任品质部长、生产部长，与工程部部长陈志远合影

很快，贺向阳认识到，管理工厂不只需要质量管理条例，还有对工人群体需求的小心处理。一天早上，四五百个工人到了工位上，像被什么东西黏着一样，没有一个人干活。恰逢总经理在香港，几位班组长跟管理层说，加班费，医疗费，一个也不能少。二十多个管理人员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怎么处理。此时，60多岁的财务经理王老太找到贺向阳，让他给师兄打电话。禀明情况，贺向阳心里有底，让工人代表稍安勿躁。当天下午，总经理赶回东莞，与工人商谈片刻，达成一致。为丰富工人业余生活，公司出钱，贺向阳在周六当主持，给他们放电影和disco。

贺向阳在东莞干了一年，表现不错，引来一位港人关注，被举荐给亿利达深圳公司的总经理。经过数年发展，深圳地价迅速上涨，亿利达的工厂又不够用了。为解决这一问题，亿利达与广东省国资谈判，计划在东莞另设工厂，为此需要几位在国营工厂历练丰富的人士，贺向阳恰符合条件。他在716厂的老领导汤文国，这时也按捺不住南下之心，跳槽到亿利达。两人为香港高层看重，先在深圳公司各部门轮岗三个月，熟悉了各项流程和办法，随后又转到一个一百多人的电话机工厂全面负责管理事宜。716厂的这对重庆师徒，只待东莞那边谈判明了，马上动身出发。

不为亿利达香港高层所注意的是，五百米开外，和他们办公楼在一条街上的深意工业大厦，来了个虎视眈眈的狠角色准备挖角。

这个狠角色在1995年还是个小强，它的名字叫华为。

亿利达的成功，为同期刚刚崛起的华为提供了一盏指路明灯。这家主营通信设备的民营公司，在积累了不少贸易盈余后，开始自行研发产品，霉运连连，一无研发管理经验，二无质量管理经验。同样是全中国最优秀的理工科大学生，到了华为手里却发挥不出作用。各地邮电局拿到华为自己搞的交换机，没过几天，那机器就被雷电劈了。作为一个生长在深圳的公司，华为此时没有别的学习对象可供参考，能解燃眉之急的，就是亿利达。

于是，在亿利达工厂干了四个月后，贺向阳也接到了华为的电话，面试地点走路就可以过去，受薪资大幅上涨的诱惑，之前已有不少同事跳槽。

又回东莞

1995年9月底，贺向阳欲行未行，拿着华为和亿利达比，拿不定主意，正犹豫间，陈明永突然到访。他开着一台蓝色五十铃双排货车，车标承重1.5吨，里面没什么货，后排坐着两个年轻人。这种车在工厂颇为常见，平时有些急料要去华强北取，往机场、车站运送少量货物，或者三四人外出，最当合用。陈明永等三人下了车，与贺向阳在亿利达宿舍闲聊，四个人一直在谈电话机市场，正说话间，陈明永讲到：

段师兄离开小霸王，在东莞长安创业，打算进入电话机行业，国庆去拜会一下吧。

原来，早在9月18日，段永平带着从小霸王陈建仁老总那里要来的几个人，在东莞市长安镇成立了步步高（注：公司一开始称为力高，一年后改名为步步高）。一位广东本地人作为段永平的副手，负责对外事务和筹资事宜，后来一些长安镇人士入股，段永平到此考察，发现优势不少：一来长安人买了股份，让他们见到设厂在此，这个优势是很自然的，不必多说；二来长安交通便捷，离深圳宝安机场只有三十公里，驱车前往只需半小时，另外，广深高速公路完工在即，货物与工人从广州集散地而来，长安往返广州也很方便；最后，长安的土地、人工比深圳便宜，制造业需要较大的地盘，之后扩张也方便。

具体到选址，段永平将步步高公司落在了长安镇上的乌沙管理区。东莞的工业管理区远低于苏州国家高新区的规格，90年代还未有完善的区划统筹，多是镇街自己去发挥积极性。乌沙管理区横跨四村，大部分在江贝，村内的宗族多有在港澳经商的亲戚朋友。因而，乌沙管理区早在80年代开始招商引资，十分注意做好企业的服务工作，随着生产经营兴旺，基础设施和生活配套日新月异，区内的乌沙大酒店是镇上第二好的酒店，老板入股了步步高，在此洽谈商务，是再便利不过了。

原亿利达两位研发工程师王长春（左一）、祝春涛（右一）在步步高江贝宿舍旁与贺合影

10月1日，贺向阳相约两位亿利达工程师，结伴到了长安。陈明永把三人接到乌沙大酒店。

在酒席上坐定，贺向阳见到段永平，发现坐在旁边的，一半都是熟面孔。在中山时结识的浙大同学金乐亲，当时是小霸王副总经理占洪水亲自招的老乡，现在也投奔段师兄，任工程部长，同时代管品质部。酒席上一番交谈，原来段师兄属意贺向阳接管品质部。觥筹交错间，贺向阳听到一句宣言：

金乐亲简历

贺向阳简历

我们要做中国的松下！

但是，这个伟大的梦想，却不得不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招工。步步高刚成立不久，缺乏熟练的工人和主管，现从市场上招聘，用起来不趁手，毕竟得培训一段时间，该怎么办呢？

改革春风

1993年夏天，一个男青年站在陈明永宿舍门口，“咚咚咚”一阵狂敲。陈明永出来查探，那人说要面试生产主管。小霸王近来产量飙升，工人数量迅速增加，需要有生产管理经验的人。聊天片刻，陈明永觉得不错，让面试者明天开始上班。

这个应聘成功的生产主管，原在一个国营工厂做维修工作。他求上进，参加成人高考，读了夜大。工厂老人中意他，夜班交接时特意让他担负起车间管理的职责，党委书记也找他谈话，让去党校进修，好培养入党。

一个偶然的机缘，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在闭塞的小城和工厂，他养成了每天仔细读报的习惯。改革春风吹满地，年轻人憋在小地方，是一件让人郁闷的事情，唯有读报解忧。他的妹妹大学毕业后也分配到了一家国营工厂，一杯茶一张报纸，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好像得了抑郁症。读报的时候，他找到了药方，广东有家工厂招聘大专以上学历的管理人员，正好适合小妹。他把那片招聘启事的剪纸给了妹妹，她请假远走广东，从此再也没回原单位。过了一段时间，他接到电话，那头是妹妹的声音：

小霸王的公关经理跟我说，他们很缺生产主管，这家工厂可厉害着呢，在中山，我帮你联系好了，来面试吧。

来到中山，他充满好奇。面完试第二天就上生产线，过了三天，小霸王的人力又面试一遍，方才办好工卡，分到一个暂时空置的宿舍。这几天下来，他不由得感叹，国营企业效率要是这么高，哪有亏损的道理？

没过多久，宿舍原来的住户从外地回来。那人名叫娄天春，是段永平在人民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担任小霸王山东代理公司的经理。他腾出床位，在地上打了个草席。晚上聊天，他听娄天春讲到，阿段人很随和，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提。他点点头，问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经济学问题：

小霸王，是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另寻出路

每到发工资日，小霸王的生产主管会叫上可靠的年轻工人，在集团财务处领来一大捆现金，到办公室里把每个人的工资如数分好，递给各班组长，再发到每个工人的手里。没过几天，工人跑到主管这里抱怨，说刚发工资就被打劫了！

小霸王工厂周边，逐渐聚集起一帮地痞流氓，工人手里的现金，成了他们的目标。机器热销，工厂赶工，加班到九十点钟是家常便饭，一些工人租住在外面民房，下了班回去休息。四川帮、贵州帮等整日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记住了固定的发薪日，当天晚上在小胡同里打劫抢钱，一来二去，窃贼和工人都面熟了。工人没钱，做工也没了动力。生产主管认为此事非常严重，心中暗暗记下。

一次，段永平开会，问有没有什么难处。主管说，最近经常有工人反映钱被抢了，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负责后勤的副总也附和道：

是啊，秩序的确太差！我家最近也被偷了！

段永平大为光火，狠批了一顿，让那位副总搞好工厂治安。小霸王公司出动保安队，联合当地派出所，有工人指认帮忙，一时间抓了不少盗窃惯犯。抓到的人被蒙着面送进饭堂，成排蹲在地上，工人们开心极了，打了他们一顿。之后，再也没有盗贼敢在小霸王周围嚣张，工厂生产愈发蒸蒸日上。

但是，小霸王的美好光景只维持了两年。尽管小霸王有丰厚的分红，但是股权结构始终掣肘，段永平和大老板陈建仁最终没有谈拢挥泪作别。随即，副总经理占洪水升任为小霸王总经理，他开会动员，提醒老员工不要心怀二意，反而使众人生厌。

离职潮中，一位主管离开小霸王，去一家台资厂当厂长，未到一个月，觉得乏味，没有前途。于是，他给已在步步高就职的老领导打电话，双方一拍即合。生产部长说正缺人手，多带人来。于是，这位主管叫了另一个熟人，一天时间从小霸王和两个台厂集合了四五十个老练的熟手。确认包车费用报销后，他租了一辆客车，当天晚上去往东莞。

自从小霸王失去灵魂人物，投奔段永平的老部下一波接一波。小霸王的大老板陈建仁只允许他带走六个人，这多出来的人，都是自愿离职，不算挖角。况且，段永平觉得对他们负有义务，因而悉数接纳，职级平移。步步高初创时期，采用六天工作制，小霸王过来的“扛枪派”大多在中山定居，周六下午两点开始分拨离开公司，从东莞到中山倒车好几次才能回到家里。后来，步步高专门购置了一辆面包车，方便两地来往。

从中山到东莞，路途遥远不是最艰难的。过往清零，重新创业，段永平还需遵守与陈建仁的另一条君子之约：一年之内，不做小霸王产品的国内竞争对手。

国内市场不能做，那只能出海了。

奋战俄罗斯

娄天春，从小霸王过来的“扛枪派”称其为阿娄，是步步高海外市场的开拓者。离开中山前，段永平招了几个学俄语的大学生，将开拓俄罗斯市场提上了经营日程，后来这批人跟着娄天春去了俄罗斯，剩下一个留在段永平身边。考虑到第一年步步高国内无事可做，实际上所有人都得指望娄天春拿外销订单。

娄天春的地位如此重要，不是没有来由。他出生于山西大同一个普通家庭，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成绩最为优异。1981年，娄天春考上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干家教和工厂信息员，在同学中是一个异类。本科结束后，他选择就读于人民大学的宏观经济学专业，成了段永平的同学。在娄天春看来，当市场处于经济发展的改革浪潮中时，精通的专业会比平时更显出非凡的作用。人大的硕士学位是一个offer吸铁石，毕业后，娄天春在五矿干进出口业务，派驻国外。不久，小霸王风生水起，娄天春收到段永平的加盟邀请。再三思考后，娄天春摔掉铁饭碗，做起了山东省的代理生意。

在所有投奔步步高的小霸王代理商中，娄天春占股最多，也是唯一一个转为管理层的人，他为小霸王打下山东市场，又熟悉海外情况，是俄罗斯市场的不二人选。

这个市场的机遇显而易见。上个世纪90年代中，苏联刚解体，封闭的市场打开一个巨大的缺口，像一个黑洞般吸引着周边市场的民用产品。嗅觉灵敏的中国倒爷在东北边境做起了皮毛生意，提着现金，像打出租一样坐飞机到俄罗斯的内陆城市做生意。

机遇很好，挑战很大。休克的经济体把警察变成了收保护费的黑帮。在所有来俄的中国商人中，一下子也看不出娄天春的优势，他不懂俄语，是个书生。在别人飞机倒货的时候，娄天春决定用集装箱海运，成本是低，但实在是太慢了，偶尔还会有不可抵抗的风险。一次，步步高的货到了欧洲港口，因为工人罢工滞留海关，没办法，只能等。

出乎意料的是，娄天春还是赢得了俄罗斯市场。后来他粗略估计，步步高游戏机和学习机的市场占有率，应该在80%，这个成果要归功于娄天春的市场策略。苏联解体之初，俄国人对价格高昂的次档中国货毫不挑剔，随着货物潮水般涌向市场，短缺经济逐渐过去，消费者训练出了自己的判断力。步步高产品本来质量过硬，娄天春又格外注意控制运费成本，由此，步步高的性价比无可比拟，加之行销得力，逐渐占据了大部分市场。

外销订单滚滚而来，步步高产线满载运转。创业之初，步步高租了三层厂房，每层占地1000平米，忙碌时，工厂每日需生产上万台游戏机，数百工人加班至深夜。

（注：为解决工人偶有的头疼脑热，段永平在厂内设立医务室，从一家南昌医院请来一位女医生。她性情亲和、经验丰富，简单病症不在话下，如有复杂病情，则告诉工人如何抓药，去何处看病，免得花了冤枉钱。）

步步高生产虽旺，可相比于小霸王鼎盛时期一层厂房即数百人，不可同日而语。步步高第一年购地盖楼，处处花钱。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市场的游戏机生意虽旺，盈亏平衡都略显吃力。段永平本来对外销订单的利润率不抱期望，只是希望赚个车皮费，真正目的在于练兵。现金流一进一出，公司财务十分紧张，即便是重大节日，公司也须力行节俭。

（注：步步高创业之初的办公条件简陋，十几个部门挤在一层楼里。平日里高管出行，只有四辆公车，段永平坐的奔驰是原来小霸王老总送的，股东送了一辆陈旧的林肯，供高管使用。剩下两台，就是拉货载人两相宜的蓝色五十菱。）

1996年春节，步步高工业园尚未完工，公司上下在泥巴地上举行露天联欢晚会。陈明永拿着摩托罗拉900手机，大步流星走到台上，代表公司经营管理层讲话，段永平坐在台下。

陈明永

步步高创业半年，按理说不用着急，但形势在恶化。在国内市场，游戏机、学习机成为红海，代工者泥沙俱下，行业整体利润率急剧下滑。在这种市场状况下，只有排名第一的小霸王享有一些品牌溢价，还能赚钱。新生的步步高，显然没有什么品牌优势，回头再做游戏机和学习机，也是人需练手，不能生疏了，但并非长久之计。

要想实现长足的发展，步步高就需要开拓一条新的产品线。

组建通信产品事业部

打螺钉，是步步高生产系统的管理层都需要经过的一个历练。

办了入职，贺向阳先去生产线上打了一周螺钉。他在亿利达搞生产时通宵赶货，吃了月饼没消化引发肠胃出血。此时病未痊愈，贺向阳中午去长安医院打点滴，回来在流水线上装游戏机，此间难免精神恍惚，有次没注意，左手大拇指被电动起子打到，他忙将手伸开，避免血迹沾染成品。手悬到空中，血“啪啪”作响，滴了一地。

步步高大部原班人马来自小霸王，空出来的管理岗位——注塑厂长、邦定厂长和品质部长需通过考评。贺向阳最快走完转正流程，本应就任品质部长。但此时通信产品事业部刚成立，人手紧缺。贺向阳之前在亿利达管理电话机厂运作，精于生产，熟悉产品制式，更有现成的人脉。于是，1995年10月底，贺向阳转到当月刚成立的通信产品事业部任职。在工厂旁边的一栋狭窄民房中，步步高租了两间，一间用来开发现学习机，另一间就是通信产品事业部的办公场所。

通信产品事业部由一位年轻的部长——沈炜领导。沈炜1993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信息工程系，升迁很快，先是担任小霸王邦定厂的筹办主管和厂长，后负责卡带生产部门和计调部门，为段永平所看重。步步高创立后，沈炜转而负责一个全新的产品部门——通信产品事业部。

沈炜简历

在当时的主流通信产品中，步步高选择了电话机市场。相比于那时风靡全国的大哥大，电话机单价低，主要是家用，但是一个高档的也要好几百元，抵得上一个普通家庭一月的薪资，市场增长迅速。较为新奇的无绳电话机，可在家中各处移动，蹲在厕所也能接电话，这种时髦的通讯工具，马上受到城市居民的热捧，有了一个座机还不够，人们开始攀比谁家中的电话手柄更多，一拖一，一拖二还是一拖三？

步步高做家用电话机，一来不用面对摩托罗拉等西方巨无霸的直接竞争，二来利润还算丰厚。但步步高全无通讯产品经验，需要组建一支可靠的工程队伍。

近水楼台先得月，凭借贺向阳在亿利达积攒的人脉，沈炜快速建立了一支建制齐全的队伍。继贺向阳之后，通信产品事业部只有两室一厅的办公场所，很快来了三位亿利达工程师，其中两位负责电子设计，一位负责工艺。他们参照一款台湾地区颇为流行的产品，迅速完成了电话机样机研发。在电话机投产后，前后更是有二十多位亿利达工程师来到通信产品事业部，撑起了早期从研发、生产到培训的大部分流程，包括与芯片商联络，电路图绘画，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样机，样机测试，培养刚进公司的应届生…

沈炜在步步高

（附注：完成电话机产品的研发工作后，亿利达的工程师散布于生产、营销、服务等部门，成为集团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当初与贺向阳一起到访乌沙大酒店的王长春，担任了电话机事业部的首任研发负责人，祝春涛后来担任vivo客户服务部部长，刘涛任小天才副总裁，主管生产、采购、工程、品质等。施玉坚作为华中科大1996年的应届毕业生加入电话机事业部，后任vivo CTO。）

入网证与质量管理

与此同时，步步高在乌沙大酒店对面租下一层一千平米的厂房作为试验车间，以满足未来的入网验收需求。

要进入电话机市场，首先得有一张邮电部颁发的“入网证”，这是对通讯产品生产质量的一个规范认证。入网证审核，就是在厂商完成小批量生产后，邮电部门在厂商处做样机抽检，并核查技术资料和质量管理体系。小霸王的原班人马都没做过电话机，管理体系也没有亿利达健全。正是从亿利达工程师的口中，步步高生产系统负责人陈明永，和电话机事业部负责人沈炜，都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搞质量工作的不只一个E（PE工程师），而是足足有六个E（待填注释）。

（注：此处拿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电话机的质量问题。当电话机挂机时，并非完全没在工作，而是处于休眠状态，由程控交换机为其供电。如一台电话机漏电大，成百上千台一起漏电，巨大的电流很容易把交换机烧掉。交换机远比电话机昂贵，为了保证安全，邮电部门规定了电话机工作电流上限。除漏电问题外，电话拨号时出现错号乱号同样不被允许。）

开发出几款样机，沈炜接到手，觉得吃不准，经常跑到小会议室做用户调研。有时，步步高员工刚吃完晚饭，大家坐下来看报闲聊。只见沈炜闯了进来，在桌子上一面铺开许多个不同样式的电话机。他问到，大家看哪款电话机好看，哪种颜色顺眼，看着好的自己拿回去用，试试有什么问题。随后，贺向阳给每个用户发一份问卷，问卷基本涵盖了普通消费者会遇到的各类问题：

接听电话的声音怎么样？电话是否会半夜鸡叫？电话是否会出现没有挂断接不进来下一个电话的情况？电话按键能正常使用么？音质表现如何？

（注：半夜鸡叫的意思是，没人打电话铃声却自动响起来了，原因一般是响铃IC误触发。）

刚开始搞电话机，质量问题难免走几个来回，全体同事驻扎在试验产线，沈炜常来慰劳。有时下大雨，从工厂跑到较远的公司食堂吃饭肯定淋成落汤鸡。众人愁眉紧锁时，沈炜开着股东送的那辆老林肯到工厂门口接送。这辆林肯车身老旧，弹簧已没了弹力，车身往地面压得很低，慢悠悠跑不了五公里，虽说比较破旧，却能一下子容纳八九个人。又到了晚上十点，众人还没下班，沈炜便带着他们去长安一家新开的知名饭店“168甜品屋”吃乌鸡汤，不知是否受了附近工程师的影响，饭店老板说正在让大学教授研发“电脑程控一体化蒸柜”，还说电路是自己设计的，众人不以为意，哈哈大笑。

（注：168甜品屋后来改名为“真功夫”。）

（注：研发电话机期间发生了不少趣事。1996年一月，广东分外寒冷，有人骑着三轮车把火炉运了过来，做饭烤火两不耽误。众人见到火炉合力往工厂里搬，没注意门外的三轮车被人偷了。只听见有人叫道：有小偷！一位身形矫健的主管赶忙追了出去。）

1996年三月，经过五个月紧张筹备，步步高终于下线了第一款有绳电话机，沈炜拿着几个序列号码让段永平定，他选了“007”。流程跑通后，电话机新品推出的节奏越来越快。年中，步步高通过邮电部下属专职部门的入网许可证审核会议，这标志着通讯产品事业部的质量管理体系初步形成。

搞顺了生产，电话机市场的新玩家步步高，开始与老牌劲敌TCL正面对抗。

电话机大战

1996年底，通讯产品事业部获得第一个无绳电话机进网许可证。测试样机有几个为人称道的卖点：十信道智能选频，防止和别人在同一个频道被干扰到；在大哥大上就可以预设电话机拨号，并且可以修改和删除；一个电话机自带全自动65536组随机防盗密码，杜绝非法盗用；可以选择多种铃声，晚上起来接电话还能自动发出夜光…这些创新之处叠加起来，令人眼前一亮，广东省电子机械工业厅对此十分欣赏，给步步高颁了一个科学技术成果奖。

通讯产品事业部再次延续了小霸王创业时期的策略：别具一格的组合式创新，让消费者一眼认出来自家产品。在北京商场的电话机销售柜台，《中国消费者》杂志派人询问售货员，最受欢迎的品牌是哪家，她们异口同声都说是步步高。

贺向阳1997年初在步步高生产大楼前

不过，不管怎么创新，电话机归根结底是一个成熟产品，步步高进场较晚，面临激烈竞争。步步高在央视的电话机广告标语，主打“方便”，对手尾随在步步高广告片后面，投了一条具有挑衅意味的标语，大意是说，电话不清晰，方便有什么用？两家一前一后，很难不让人联想。看到这则广告，步步高的一位高管给对手打电话，质问为何要碰瓷，电话另一头打起了太极，只说不知道是谁干的，此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电话机广告战是市场竞争的“对等资格测验”，打完广告战，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展开。

首先是发射电路屏蔽干扰这类工程开发问题。沈炜经常观摩产品外观，拿着电路板子仔细瞅，向工程师提出各类专业建议。

然后是纷繁复杂的供应链管理问题。通讯产品事业部建立之初，没有一个成型的供销存体系，沈炜放心不下，经常叫上采购部门的同事一同去仓库查看。盘点些许时间，沈炜对电话机库存型号和数量心中有数，开始发问，何种型号电话机为何销售不好，物料积压如果多了，便叫来计调部门，告诉后面下料务必少订。有时问题牵涉部门数量实在太多，到了晚上七点，沈炜愈发精神抖擞，召集众人开会，逐个讨论问题，有时人不在也一定要打电话，落实到具体的负责人，限期解决。等问题清单逐一列出对应解决方案，已是凌晨两三点。会后，电话机事业部再出一份详细的会议记录，以备问责。

最后是维持与代理商的关系。步步高与TCL双雄竞争，电话机常有降价。每逢电话机调价，步步高派人到代理商处清点库存，算清折扣总额。下次代理进货，折扣从进货总额中抵扣。除此之外，代理商反映问题，即便甚为细微，也直接捅到总部，各产品线都得严阵以待。一次，代理商向总部反映，一箱电话机颜色交杂，有红有黑。一路追查上去，原来是装箱失误，犯了小错。沈炜叫来几位主管，大发雷霆，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必须重新设计流程加以解决。平时沈炜性情内敛，大家都没见过他发火的样子，这个紧急会议，让参会者无不汗流浃背。

因为装箱失误发火，一般来看，难免有些过头了，但步步高的确是在做一门并不那么好做的苦生意，半条命掌握在代理商手上，不得不万事谨慎。这种行事方式初看起来简直没有任何竞争门槛，甚至被自己的工程师所看轻。在通讯产品事业部开发无绳产品的时候，东莞一家工厂过来四个技术人员。干了一年，四人觉得待遇不公，向沈炜、进而向段永平索要股份。要求未得满足，四人离开步步高，一人到了当时如日中天、段永平却预言将出问题的爱多，另外三人受人资助，合伙在东莞开办一家名叫“超步”的电话机厂商。超步，顾名思义，超越步步高之意。超步在广州包下大片报纸版面宣传，开场气势汹汹，干了两年惨淡收场。后来，创办超步的一位工程师回到步步高，待了一段时间仍不甘心，再出去了一回，结果又回来了。经历这三进两出，他总算是安分了。

步步高的公司架构

1996年7月，步步高的工业园和宿舍楼盖好了，第一款电话机产品在大会议室通过验收，贺向阳离开通讯产品事业部，负责主持品质部工作。

房子是新的，公司名字也换了一个。之前的“力高”较为普通，段永平面向全公司征集姓名，最后选出来一个“步步高”。想英文名的时候，有人说是BBG。一个在小霸王时期就跟着段永平做芯片买卖的台湾人表示反对，他认为BBG音同“BB机”，寓意不好，最后便换成BBK。于是，一个中文名叫“步步高”、英文名叫“BBK”的公司诞生了。

新厂落成，为示庆祝，步步高举办了首届篮球比赛，工程、品质、采购三个部门组成“瞎猫队”，陈明永、金乐亲和贺向阳三个浙大同学都穿着黄色队服上阵。晚上，院子里搭起唱歌场地，步步高员工纵情放歌，段永平恰巧路过，来了一首周华健。

主持品质工作时间越长，贺向阳越感觉到段永平的重视。建厂之初，段永平反复强调“全面质量管理”的重要性。贺向阳到任后，请东莞市技术监督局认证办主任来公司培训，每个月培训两次。认证办主任一面培训步步高各个部门，另一面指导品质部质量手册和流程文件的撰写。东莞市方面培训结束后，步步高请来当时全国最大的产品认证机构“中国赛宝”来公司审察，段永平十分重视，参加了首次和末次审核会议。整个流程下来，步步高基本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之后，贺向阳再向段永平汇报一个具体的产品问题，他挥了挥手，讲到，你做主吧，我相信你对质量的理解。

在广东省如野草般生长的消费电子企业中，步步高对品质管理的实践是超前的。那时，除了少数大型外资企业愿意花钱做质量认证，一般的民营企业对此事几无意愿。段永平对质量管理如此重视，或许和他在北京电子管厂（774厂）工作的三年有关系，大型军工企业体系健全，极高的产品质量标准一经渗透进血液，便成为严格的纪律。

与段永平一样，贺向阳出身于大型军工企业，在国营企业的两年历练，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品质管理原则。716厂导师的教导言犹在耳，品质管理应该“坚持原则，保有弹性”，也就是一般情况下必须把握原则，只有在市场竞争或货期紧迫等个别情况下，针对非主要缺陷可以适当放宽，但要密切跟踪元器件上线或者出货后的反应，并及时处置风险。到亿利达后，港资企业又给贺向阳灌输了更为先进的质量管理经验：“产品质量是设计出来的，不是生产出来的”。由此倒推，产品设计部门在一开始就应将质量放在心头。

基于大型军工国营企业和港资企业的质量管理框架，步步高先是在通讯产品事业部打好样板，然后将其推广至全公司，从而建立起健全的质量管控体系。步步高把亿利达那六个E（engineering）全学了过来，除了把负责现场生产的PE工程师安排在工程部下，该部门又另设负责工艺技术的IE和工装设备（注释：即用于关键点测试的模具、夹具）的ME。品质部下设三个工程师小组，分别负责三个E：质量问题分析（QE）、产品测试（TE）与标准化（SE）。除了这六个E，品质部还下设原材料检验（IQC）、质量保证（QA）、出货检验（OQC）三个质量管理小组。每个小组由主管负责，分管对应的工程师和技术员。

光工程和品质两个部门，不足以走通整个质量管理流程。原材料的采购至关重要，虽在公司体系外，却直接影响产品质量。采购部在接到指令后，需要与品质、工程两大部门共同认证合格的供应商，实现供应链上的全面质量管理：

采购部初选，认证工商资质、售后服务承诺，评定供应商的资金、场地、生产规模与行业地位。工程部对供应商的生产工艺条件，和试用、小批量、中批量生产的不同情况做出评价。品质部认证质量管理体系，对供应商发来的样品做各类环境实验和可靠性实验。如果要采购的是新技术元器件，开发部须介入，对可行性做出认证。整套严密的认证流程走下来，才可与供应商确定供货的数量与价格。

围绕产品质量，步步高设计了各业务部门的职能与流程：

销售部完成市场定位，开发部遵照定位研发技术与产品，工程部把开发成果向生产部转移，生产部统揽工艺、原材料、设备与工具，将生产订单与库存情况反映至计调部，计调部向采购部下达原材料采购指令，并对销售部安排的逐月逐季生产任务负责。

可见，一个闭环下来，归根结底是生产系统向销售系统负责。作为步步高副总，陈明永的主要精力放在统领整个生产系统上，包括工程、生产、采购、计调和品质等部门。生产系统之外的销售系统和后勤系统，则由段永平统领。在步步高主攻外销的第一年，段永平专设了一个外销部长，有时外销任务急促，生产不及预期，女部长急不可耐，便去电段永平，他再往下催陈明永，层层压力压下来，工厂高速运转。与小霸王老总陈建仁的一年之约到期后，步步高重心由外销转向内销，段永平直管内销，这个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一是广告片的拍摄和央视广告的投放，二是管理代理商群体，这两项工作，都需要快速应对市场动态变化。

在生产系统和销售系统之间，还有一个处于过渡地带的开发部。有段时间，段永平和陈明永一起管理开发部。与同期的华为相比，步步高的技术开发职能没那么重要。不同于华为雇佣大量工程师开发高技术含量、高创新风险的产品，步步高的强项在于严密把控生产端，自己掌握外观结构模具，由此，相比于竞争对手，步步高的电子产品外观漂亮，结构和表面处理精细。总的来说，步步高产品的相对优势，类似于松下产品的过硬质量和相对合理的价格，可以简要概括为“松下式良质”。

不过，“松下式良质”的练成并非一日之功。在动荡的创业早期，资金匮乏、产品选择失误和组织架构不合适都是常见的问题，同样，这三个问题也缠绕着步步高，而且以一种连环触发的、更为戏剧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军心不稳

1996年下半年，步步高始终面临着资金匮乏的窘境。

一个浅层的原因是海外市场现金回流慢，另外一个深层原因，则是新旧产品青黄不接。一年之约到期后，国内游戏机和学习机市场竞争激烈，利润微薄；新开的电话机产品还处于小批量试产阶段，没有央视广告的“空中火力”，代理商体系有力使不上，暂时也无法快速回血。

资金周转不畅，八千多万的创业启动资金即将耗竭，段永平找到一位大型企业老总请求支援。因财务规章严格，对方不能直接批准借款。情急之下，步步高签了一个合作项目合同，账上来了80万预付款，步步高上下一个月的工资才有了着落。

步步高的主管们隐约察觉了境况的不妙，心里嘀咕，红旗究竟还能扛多久？一些心眼活泛的人在上班时溜出车间，跑起了摩的，或到自己开的茶吧和卡拉OK那里查看经营状况。当然，他们走的时候没有忘记通知关系好的同事，领导要来，一定给我打电话。

眼看着步步高就要陷入经营的僵局，1996年底的央视投标成为关键的救命稻草。在人人看央视的时代，品牌要攻占全国市场，需要发起一场海陆空“三军协同”式的战争。首先是中央台广告的“空中火力”开道，引起全国范围内消费者的注意和兴趣，激发市场需求，然后是公司总部源源不断制造产品并运到全国，最后到了代理商那里，通过庞大的柜台导购军团的引导完成商品销售。这三环一环扣一环，没有央视的广告，步步高就像一台没有燃料的火车，只能停在原地，由人费力牵引。

危急时刻，俄罗斯那边终于有了动静，娄天春派人带来两千万美元现金，捆成好几个麻袋，在边境口岸完成交接。步步高如愿以八千万元价格拍下新闻联播后的黄金广告位置。筹谋已久的战车，终于要开动了。

电子小鸡

有了央视广告“空中火力”支援，步步高的电话机产品渐有起色，与TCL形成对抗之势，却只是唯一的增长支柱。拳头产品数量稀少，管理层头疼不已。正在此时，全国流行起了电子小鸡。

电子小鸡是日本少女捧起的一个时髦电子玩具，相当于一个虚拟的鸡笼子，售价三十多块钱一个。它乒乓球一般大小，扁平状，在一个黑白显示器上，能看到小鸡是在吃食、睡觉还是走动，小鸡饿时，蜂鸣器作响，提示该喂食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受日本文化影响，中小学生和都市女性对电子小鸡情有独钟，一时之间，全国人人养鸡。

电子小鸡的流行速度令人目眩神迷。飙涨的价格，可观的利润，实在是诱人。1997年4月，步步高迅速上马电子小鸡产线。

“鸡”进行事，马上遇到一个难题。电子小鸡投入生产，步步高才发现，台湾地区芯片公司的方案还不成熟，老是漏电。消费者拿到产品，玩了两三天，没电了，纽扣电池不能充电，就需要换电池。如此一年下来，光是给电子小鸡花的电池费用，都可以买好几个小鸡。外部芯片供应商带来的技术问题，进入工厂后转换为产品的质量问题。段永平听到产品合格率低，忙来工厂考察。

市场的演变很快超出了步步高的控制。电子小鸡是个时髦物件，门槛很低，珠三角工厂行动起来，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市场盲流：它们没有步步高这样高的质量要求，靠不断推出新颖的款式和功能来争取消费者。市场供给指数式增加，电子小鸡价格迅速下跌。此时，步步高又受生产问题牵制，一些坐办公室的职员也被调到生产线上帮忙。仓促上马的电子小鸡，显然影响了段永平的心情，他在会上焦急的说到：

这电子小鸡价格一天一个样，你们有还有什么理由推迟？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生产问题还是小问题，马上来一个更大的问题。不久，央视报道，中小学生沉迷在课堂上养电子小鸡，荒废学业。突然间，舆论风暴把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电子产品吹到了热锅上。

1997年6月，电子小鸡上线两个月后，还没等供应链问题解决，步步高决定砍掉这条产品线。经历了这次失败的激进尝试后，步步高从此与珠三角的电子工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

一方面，步步高密切地观察着华强北的动向，试图从中捕捉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其选定的电子产品方向上，营销和创新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步步高坚持对品质的要求，并陆续设立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标准，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亲身打造的枷锁。

一分为三

或许正是意识到那些与众不同标准的重要性，段永平开始有意识地从多个产品线的一般事务中抽身出来，将其交给年轻人来办。

1997年7月，步步高一分为三，各不从属，独立经营。刚投产一个月的VCD产品线，被划入视听电子厂，简称AV厂，由陈明永统领，副手为原工程部长金乐亲，两人均为浙大毕业；电话机产品线独立成厂，由沈炜统领，副手为原生产部长周顺翔，两人均为华中理工毕业；学习机、游戏机等小霸王时的传统主业，由黄一禾统领，副手为原品质部长贺向阳。三个工厂，六个高管，除黄一禾年纪较大，其他五人都没有超过三十岁。

（附注：为了激励陈明永、沈炜两位两位年轻的正厂长，步步高分别为其配置了一辆墨绿色捷达。）

年轻人上前线，老人留在总部。总部主要担负步步高集团的品牌营销、代理商体系、售后服务、人力行政、财务、后勤等共同复用职能。在最为关键的财务上，总部根据三厂需求，统一调度资金、发工资和代理商回款。三厂定期与总部核算对账，每年拿出利润的一定百分比交与总部，以覆盖总部职能部门的营运成本。此外，为增加三厂的应变能力，总部将部分营销和售后权力下放，产品线确定后，三厂自行提炼卖点，拟定市场定位和价格体系，并负责售后服务。

（注释：步步高以产品线为单位统合产、销的改革，在当时并非孤例。也是在1997年，美的在空调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急剧下滑，地方政府主张科龙兼并美的。何享健为应对危机，推行自负盈亏的事业部制度改革，即各产品线统合产、销，自成一体。内刊编辑方洪波被火速提拔为空调销售公司总经理，一批创业元老大感不满。谁也没料到这个年方三十的年轻人，一上任就裁掉一批老人，新招了一批应届毕业生加以培训。元老不满，拿方洪波新买的宝马泄愤，在停车场把车砸了。得知此事，何享健不改放权决心，为警示心怀不满者，把烂宝马放在总部大门口供人参观。）

步步高“一分为三”的组织改革来的突然。对于新上位的年轻厂长和副厂长，挑战不可能是和风细雨，而是在要来的时候，便是疾风骤雨。AV厂厂长陈明永，即将迎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危机。

VCD一炮打响

VCD，第一个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电子产品。1993年，安徽的电视技术工程师姜万勐到美国出差，在一个展会上见识了多媒体芯片的威力，如有天启，硬是拉着启蒙他的那位美籍华人芯片工程师孙燕生，成立了一家结合两人名字的公司——“万燕”。发明了VCD的这家合资公司一炮打响，不久，它自己却被各路豪杰的仿制机挤出了市场。短短数年，全国竟有二十多个品牌厂商异军突起，排着队也要上央视打广告。行情火爆之际，深圳、东莞做VCD塑料面板的工厂昼夜不息，一年赚取数千万利润，这个数字甚至将很多攒整机的工厂甩在了身后。

VCD市场进入红海阶段后，主打功能与营销手段不断升级。当时盗版光碟盛行，解读此类光碟的能力竟也成了一大卖点。更甚者，一些厂商安排人踩在光碟上，踩了几脚再放进去，当消费者看到划压后的光碟仍然能读出来，无不惊奇。

相比之下，后进者步步高的宣传不求浮夸，中规中矩，但是一在央视播出，立刻收获极佳反响。步步高请来当红功夫明星李连杰代言，一开口语惊四座：

步步高VCD，一年包换。

这句广告语没有说任何产品特点，而是宣示了步步高VCD最与众不同之处：售后服务。不仅是一年内包换，官方的政策还包括了三年内免费维修、终身维护。一系列承诺下来，门槛很高，风险不小。大多数厂商遵循国家政策7天包换，最长也就三个月。

步步高如此大胆，源于对中国消费者文化环境的一个观察。

早在九十年代初，北京西单一家新开业的名叫“特别特”的小商店，打出了一条极为响亮的名号：商品售出后三月内免费包换包退。本来，这是一项国际标准服务，但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显得格外扎眼。消费者蜂拥而至，“特别特”栽进了特别的售后陷阱，商品被恶意损坏，衣物在没有经过保养后强行退回，甚至因为名声太响，特别特被小偷盯上了，盗窃也成为一大烦恼。新闻界对没有素质的消费者大加鞭挞，但无济于事。鉴于一系列问题无法解决，“特别特”干脆取消了原先的售后政策。

到了1997年，经过数年市场经济的熏陶，中国消费者的心理逐渐成熟。一般人不再抱有“有便宜就占，有油水就捞”的心理。更为重要的是，VCD市场的消费者面临着太多的选择，他们可以花较小的代价尝试一款VCD，却可能因为质量和售后问题头疼不已。贪便宜是有代价的，消费行为是在演进的。步步高借李连杰之口，把隐身在后台的质量优势和服务网络搬到前台，从而直接拉动销售业绩的增长。而当李连杰率先宣布一年包换，实际上也变相抬高了VCD行业的竞争水准。

VCD广告收到奇效，AV厂高速运转起来。陈明永心肌炎尚未痊愈，办公室放了一个药罐子煲药，桌上有两台座机，手里拿着一部手机，他边煲药边打电话，电话整天响个不停。有时电话说不清，陈明永直接把几个负责人叫来现场办公，一天下来颇为劳累，在公司吃不饱饭，只能回家补道川菜。

芯片隐患

对于AV厂来说，芯片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步步高的大多芯片，如无绳电话、学习机芯片，均由台湾地区的芯片公司提供。VCD芯片起初由VCD发明人之一孙燕生创建的硅谷公司C-cube提供，但美国研发离大陆市场太远，新兴的台湾地区设计公司联发科，在岛内晶圆制造巨头联电（UMC）的支持下来大陆拓展市场，贴身维护客户，按需求迭代极快。渐渐的，步步高采纳联发科为芯片设计商，并交由联电制造。

芯片按时到货关乎销售节点和库存管控，陈明永经常亲自过问，他在办公室的口头禅是：UMC的货怎么样了？UMC那个板子打好了没有？台湾地区的芯片业界，开始在大陆市场显示威力。

不过，VCD芯片不止联发科一家设计商，步步高的产品线也不单单VCD一条，若去分门别类采购十分繁琐。段永平将这项极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备受信赖的台湾芯片代理人，他早在小霸王时认定段永平，步步高起步时紧跟至东莞。

有了芯片供应链的紧密支援，全国代理商迅速把货铺了下去，却发现返修率指标异常高。两台VCD机器放在房间里，一台控制器竟能同时控制，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蹊跷问题，一时令人摸不着头脑。有人猜测，或许是时间紧迫，测试不够充分。

返修率高是个致命问题。步步高打出的广告语，是以品质为基础，没有这一点，原先的好口碑会随着返修的层出不穷加速逆转，或许没等修理好，消费者跑到了别家。

此时，售后服务问题不再只是一个维修员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升级为一项可怕的工程灾难。

热锅上的蚂蚁

1997年，为缓解若干产品线同时推进带来的资金紧张问题，步步高接受了台湾电脑厂商宏碁的注资。那时，宏碁的创始人施振荣为PC市场饱和早做打算，进军新兴的VCD市场，却苦于没有客户接受其技术方案。宏碁以五千万元代价占步步高19%股份，两方在VCD市场结盟。

这是一个年龄代差颇大的结盟：宏碁诞生于台湾地区经济起飞的1976年，步步高诞生于大陆地区南巡讲话后的1995年，一个已经成年，一个尚在混沌之中。

事实证明，台方的入股加速了步步高在工程上的落地。宏碁在电子产业经验丰富，步步高快速吸收着这个关键元器件和技术供应商传来的内力。但时间一长，这对甜蜜的盟友产生了间隙，宏碁工程师一个月拿几万块工资，到点下班，步步高开发部的年轻人灯火通明，时常干到半夜两三点。工作时差如此之大，开发人员颇有怨言。况且，VCD解决方案只是宏碁的一条产品线，公司存亡不在于此，各项程序十分繁冗。步步高却不同，售后服务出了问题，整个公司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天不解决问题，便有致命的隐患。

AV厂的工程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反馈到代理商那里，便是岌岌可危的销售业绩。代理商因为上次电子小鸡的失败尝试已颇有怨言，这次更加不满。陈明永急于解决VCD的产品质量问题，从贺向阳那里调来几个深谙质量管理的熟手，并派了厂办的年轻人侯宝军来电玩厂，请求匀出两条产线专做维修工作。千头万绪汇到陈明永那里，工作推进又不能尽如人意，陈明永在会上不无抱怨，你们这样子我都不想搞了！

见质量问题迟迟没有解决，一些代理商十分不满。山东代理商直接不执行步步高在中央台承诺的售后政策，派人去沟通也没效果。

陈明永在办公室拍桌子：业务员以后永远不要踏入山东境内！

年轻的厂长，能挺过这一遭磨难的考验么？